离开梵尔赛宫，我们的车又向巴黎南郊的枫丹白露开去。

　　枫丹白露，是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乍一听到，就把我的神思带进柯罗的画中：清晨的森林，微风徐拂，朝露未晞，万物欣欣，鸟鸣婉转，有辛勤美丽的农家女提篮采摘，满眼火红的枫叶如粒粒珊瑚、玛瑙……巴比松画派、米勒、柯罗、蒙特芳丹的回忆、拾穗、晚钟等等，我们可以轻易数点出美术史上那一连串光彩熠熠的名字：

　　辽阔的原野，地毯样铺展开的是小麦田和苜蓿田；湛蓝的天空下，色彩、花纹都尽其所能的来讨眼睛的欢喜。我的心境此刻也像原野一样自由舒展。

　　我们的车从枫丹白露森林旁经过，在巴比松村口停下车。

　　其实，巴比松是紧邻枫丹白露森林的一个小村子。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听油画系的钟函教授讲过：在卢梭和米勒到来之前，巴比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那里没有教堂和学校，没有任何供应生活用品的小商店，没有邮局，没有店铺，没有社会生活的中心，只有两爿挤满画家的客店。后来我在画册中看到的19世纪法国画家特罗扬在巴比松绘制的风景画《耕作的牛》，还有米勒那幅略带凄凉的《牧羊女》，都证明当时这处“世外桃源”是地旷人稀，封闭落后的。而巴比松画派的出现，是在19世纪20年代卢梭等“返回自然”的口号启发下，一些不满于复辟王朝的腐朽统治和学院派僵化虚伪作风的画家和学生们，先后来到枫丹白露森林附近的巴比松，他们面向自然、面向乡土，对真实的森林写生，渐渐使学院派风景画的旧有程式化作风大为改观。当时的代表人物有卢梭、特罗扬、柯罗、迪亚兹、杜彼尼等。年轻的莫奈也是巴比松的常客，是他们使巴比松这个原本不知名的乡村，渐渐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画家村。画家们聚集在此，着以描绘这块土地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渐渐地，近及法国，远及国外，以至美国的亨特、罗马尼亚的格里高列斯库、荷兰的马兹达格以及越来越多的画家们都来到此地成为“巴比松画家村里”的一员，证明了19世纪诞生于法国的乡土写实主义已经是超越国界的一种共同趋势，他们面对自然，描绘出一幅幅充满真挚情感的新鲜作品。于是绘画史上出现了一个展新的风格——“巴比松画派”，而巴比松村也永远成为了艺术史上的一处“圣地”。

　　眼前的巴比松一尘不染，经过晨露春雨的沐浴，清新怡人，鲜亮纯净。一股悠长沁人肺脾的芳香飘落在村落四周。巴比松看上去很阔气，造型各异、砖木结构的房屋，大都是二层或带斜顶的阁楼，替代了米勒时代的茅舍；嫩绿的草坪上，停着小卧车。有低声说话的妇女从探出墙外的玫瑰花下走过，处处给人以从容、雅致的感受。

　　走着、看着，有几家给人留下的印象不会太长久的画廊，墙上悬挂着的画不知道是出售还是装饰门面，咖啡馆随处就有，无人闲坐。

　　这种悠然闲适的状态不禁使我怀疑：记录在美术史上的煌煌篇幅和眼前的景致到底有何关系？究竟巴比松意味着什么？到哪里寻觅卢梭、米勒的巴比松呢？

　　我们一路寻找米勒的故居，只见路口立着一个小牌子，上写：“米勒故居”。我们争先相拥入院中——其实只能走俩仨人的过道摆在米勒家的门前。门是虚掩着的，门上还贴着“当年”的小纸条，是留给来访者的，其中有一张写着“我不在家，在田里”。这种与众不同的待客方式，给我的感受很像是一次日常的走亲戚。我们人多，不免有些喧哗，打破了这里的沉静，显得很鲁莽。一位五十多岁的人出来维持秩序，然后推开木门让我们逐一进屋。

　　先是一个很小的门斗，里面是连续三间窄仄的筒子房。第一间是铺了地板的客厅，低矮的顶棚上没有天窗，阳光只能透过右边的窗子一点点地探进来，照到米勒用来烤火的那个壁炉上。旁边那只用来临时休息的躺椅，看上去还不是太旧，似乎还留有米勒的体温；第二间屋是米勒的画室，有画架、画笔、调色板和椅子，还有一盆正在生长的君子兰；满壁挂着的画，多是米勒的写生稿，与卢梭等巴比松画家不同的是，米勒不怎么画森林，他从他的写生稿字看出他爱画的是和森林相关的土地，就是画以枫丹白露森林隔开的土地上的农民的身影，画田间农民劳作的场面；对于米勒来说，画农民的勤劳姿态就是就是表现自然的东西。那幅著名的《拾穗》也在其中（是复制品，原作藏在卢浮宫里）；最里面的一间屋，是米勒家人的卧室，床头摆放着他的全家的合影，其他再没什么摆设和值钱的东西了。

　　虽然米勒故居留下的遗物很简单，却保留了这位大师在巴比松不解追求的精神世界，他“不渴望人的赞成，也不渴望名利，渴望的是不断地工作和美好的良心”。他选择了与质朴的农民们共同生活，他最终也没离开过巴比松一步，终日描绘着令他感动的景色和那些疲惫不堪、双手粗大的劳动农民，他实现了他的誓言：“生为农民，死将作为农民而死”。就在这间房子里，他完成了《晚钟》和《拾穗》以及《播种者》、《倚锄的人》、《织女》、《剪羊毛》、《纺车旁》、《提桶的女人》、《簸谷者》、《采石者》等许多杰作。

　　在卢浮宫，我曾两次近距离地欣赏了《拾穗》——一个炎热渐渐消去的黄昏，收割后的麦田里，有人正弯着腰在马车碾压过的田地里，仔细地捡拾收割后散落的零星麦穗。画中没有惊人的笔触，没有强烈的色彩，没有农民的脸，没有理想化的成分，更没有田园诗歌般的柔美情调，单纯、质朴的绘画技巧，温和的画风让观者强烈地感受了人与土地的关系、生活的气息和画家对农民的平视与尊敬——“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沉着的丰富细腻的灰色子中，略去了繁复的场景，三个农妇以俯拾的姿态被定格为三尊静穆的雕像，米勒将巴比松农人的日常生活毫无掩饰的呈现，成为画作中一种高贵的道德力量，这是米勒的美学，是作品最真挚的所在。米勒的《拾穗者》成为了代表著名画家的一副画，最为大众熟知的作品，它被印在中学课本、画册和名信片上。其实，米勒的另一幅作品《晚钟》应该印在高中的课本上，那是一幅看了会让人感动得哭出来的伟大精神的作品。

　　世事沧桑，我们在此所能寻访的旧迹已经很少。今天看到的“巴比松”，它本身已经变了。午后的巴比松，孤单而又暖洋，天空的一朵云，无端地挂在那里。碧绿的田野中，没看见一个农民，没有看到一个画家在村子里写生，甚至没有遇到一个出入村子的画家。我的感受是，如果把巴比松村改为法国政界、商界首脑开会时下榻的住处，或留给著名画家养老是最适合不过了，在此可享受逃离喧嚣都市的惬意，又与不远的巴黎保持着接触。虽然后世今时的画家们也来表现这片乡土，却再也没能重复《拾穗者》和《晚钟》，重复的只能是“巴比松”，一个外在的名称、形式而已。卢梭、米勒把当年的原始和质朴，留在了《枫丹白露森林的黄昏》和《牧羊女》中……

　　随声望鸟，却见枫丹白露森林的万绿丛中，隐着红顶教堂。

　　或许米勒的《晚钟》就是从这个教堂传出来的吧？

　　一片空草地上，只见刘大为和他的女儿、张复兴、满维起、李明、曾先国、蔡超等正坐在那里，对着绿叶掩映着的教堂写生，探索着绘画艺术的新路。阳光透过树叶，斑驳错落地洒落在几位画家表情专著的脸上、身上，那情景，让人有莫名的感动……在他们最前面那棵被画的大树，枝干笔挺，在五、六米高的地方正伸展出崭新的枝丫，吐出绿油油的叶片。我也坐下来，面对着已经消失的“巴比松”，试图解释内心的一些疑惑。忽然，我想到：巴比松被写进了历史，它的形影随无情的岁月而流逝，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还为柯罗陶醉，被米勒打动，巴比松还在我们心中，还被一些热爱它的、让它点燃起内心梦想与激情的人们珍视着、保藏着，也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出现，就像眼前的这棵大树。

2006年5月